1935年7月初，四川卓克基土司官寨内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和朱德等人正在安排部队休整与北上事宜。战事之外，毛泽东在一间书房里翻到了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这本汉文小说，意外成了他与当地土司索观瀛多年后再次相逢的引子。
卓克基地处川西北要冲，连接汶川、松潘和草地，是红军北上的重要通道。官寨依山傍河而建，四层连体，既是土司办公之所，也是家族居住的地方。红军进入这里时，索观瀛已经带着家眷和贵重物品躲进山中，官寨暂时空了下来。
索观瀛生于1900年，父亲索代兴是汶川县瓦寺土司。年少时，他在汉族社会环境中生活，熟悉汉语和汉文，后来还到成都读书。这样的经历，使他比许多只熟悉部落事务的土司更早接触到外部世界，也形成了较强的判断意识。
16岁那年，索观瀛被安排到卓克基承继土司一系。名义上，他坐上了土司的位置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德尔科、卡尔枯等部落势力手中。年轻的索观瀛没有急着硬碰硬，而是借助地方军政关系逐步清除障碍，随后把原来不少世袭职位改为任命，试图把权力收回到自己手里。
他的做法颇为强硬。部落内部的旧势力被压制后，索观瀛又推动农牧业和商业发展，并从拉萨请来高僧主持马尔康寺，以此加强政教方面的影响。多年经营之后，他在嘉绒藏区拥有了相当声望，也因此被一些人称为“高原枭雄”。
但1935年的局势，远不是一个土司能够独自决定的。
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后，北上战略逐渐明确。蒋介石为阻止红军进入川西北，命令地方势力配合“剿共”，并任命索观瀛为卓克基、松岗、党坝三土游击司令，空投机枪和弹药，要求他阻击红军。
索观瀛表面接受委任，实际上并未完全听命。他清楚，国民党远在成都，土司真正要面对的，却是眼前这支纪律严明、行动迅速的红军。1935年6月下旬，他率两百余人在梦笔山一带阻击红军，双方发生交火。
红军不愿因进军毁坏官寨，也希望争取当地土司，于是曾尝试谈判。索观瀛没有立即回应。当天夜里，红军发射信号弹，山顶突然出现几道耀眼光束。当地人此前少见这种军事信号，索观瀛误以为是神秘力量，随即带人撤入深山。传说中，他连象征土司权力的大印都来不及带走。
1935年6月27日前后，红军控制卓克基。真正棘手的事情才刚开始。国民党此前散布红军抢粮、毁寺、伤害百姓等谣言，许多藏族群众背着粮食躲进山里，还有人向红军开枪。
朱德对此十分重视，明确要求部队尊重当地风俗，不得擅自进入百姓房屋，保护群众留下的牛羊和财物。命令很具体，甚至细到“牛羊要喂好”。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安抚，而是红军争取藏族群众信任的实际办法。
红军在官寨驻扎期间，毛泽东住进二楼书房。房内收藏着藏文经典和汉文书籍，案头那本精装《三国演义》尤其引起他的兴趣。毛泽东长期重视历史经验和军事谋略，闲暇时翻阅此书，离开官寨时还将书带走借读。
关于这本书，后来流传着一个细节。毛泽东曾对身边人员说，三国故事里有不少用兵和处世的经验，值得再看看。书籍本身并不贵重，却让一座藏族土司官寨与红军领导人的交往，多了一层特殊意味。
红军在卓克基休整期间，还围绕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进行讨论，并向康藏地区发布宣传材料。群众逐渐发现，红军并不像传言中那样。躲入山中的人陆续回到村寨，一些地方还开始为部队筹集粮食。当地物资并不宽裕，支援数万红军，对百姓而言并非轻松之举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。索观瀛曾动员群众捐粮捐物，协助清匪肃特，也暗中把国民党残余人员交给人民政府。可他心里仍有顾虑：长征时自己曾奉命阻击红军，如今共产党还会不会信任一名旧土司？
1952年年初，索观瀛作为西南少数民族观礼团成员，先后参观武汉、上海、杭州和北京。五一期间，代表团在中南海参加活动，周恩来一眼认出了他，并向毛泽东提起卓克基官寨旧事。席间，毛泽东邀他同桌用餐，两人谈起那间书房和《三国演义》。
索观瀛向毛泽东表达歉意：“长征时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。”毛泽东则劝他认清形势，和各族人民一道建设新中国。谈话接近尾声时，索观瀛提出请求：“主席，能不能赐我一个新姓？”
毛泽东略作思索，笑着说：“新中国解放了，就姓‘解’吧。”这句带有象征意味的话，使索观瀛下定决心跟随人民政府。此后，他担任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副主席、阿坝州副州长等职，参与地方政权建设和民族团结工作。
1967年11月，索观瀛因脑溢血病逝，享年67岁。那本曾被毛泽东从卓克基官寨带走借读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后来是否完整保存，已难详考；而“解土司”这个称呼，却成为他人生转折中最常被后人提起的一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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